现代股权激励制度虽起源于西方，但类似制度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出现可追溯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山西晋商票号中。学界普遍认为，晋商的身股制度是现代股权激励制度的雏形，其在激励和约束商帮成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与当代股权激励理念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晋商票号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人才的使用与留存。每个晋商票号均设有东家（即现代意义上的股东/出资人），但票号业务涉及的资金规模极其庞大，同时业务经营的地域范围十分广阔，仅依靠东家一人之力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使得东家必须依托一批值得信赖且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员来协助打理或总管票号事务，这类人员一般被称为"掌柜"，在功能上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
对东家而言，掌柜的遴选至关重要。其一，票号运营中大量资金需要掌柜经手，涉及资金安全的核心问题；其二，票号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柜和得力伙计的经营能力。
然而，掌柜仅仅是票号雇佣的人员，身份地位并不高，除正常的薪金收入外没有其他收益来源。当同行竞争者以更高的薪金进行挖角时，掌柜极易见异思迁，造成票号人才流失。掌柜或核心人员一旦跳槽，对东家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因此，找人、用人、留人的问题，始终是困扰晋商东家的核心难题。
"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身股是相对于银股而言的制度创新。银股是东家以货币资本出资形成的股权，身股则是掌柜及核心人员以人力资本（劳动力）"出资"而获得的股权。身股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分红权（收益权）安排，掌柜及其他核心人员持有身股后，根据票号或个人的经营业绩和效益获得分红收益。身股享有与银股同等的分红权，但不具有继承权、转让权和表决权，因此有时也被称为"分红股"。
身股制的核心制度价值在于：通过赋予掌柜除固定薪金之外的股权分红收益，将掌柜与票号、东家的利益深度绑定，形成了一种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这一制度充分调动了掌柜和雇员的积极性，使其将票号的事务视为自家事务来经营，在为东家创造更多效益的同时，也对掌柜起到了约束作用，最终推动了票号在稳定中实现快速发展，成就了中国商业史上的著名奇迹。
电视剧《乔家大院》所展现的晋商乔致庸经营大德通票号的历史，即是身股制成功实践的典型范例。
1889年（光绪十五年），大德通票号盈利约2.5万两白银，每股分红约850两。当年银股为20股，身股为9.7股，银股分得约1.7万两，身股分得约0.8万两。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大德通票号盈利达到74万两白银，每股分红约1.7万两。此时银股仍为20股，身股增加至23.95股，银股分得约34万两，身股分得约40万两。
从1889年至1908年的二十年间，虽然银股的总股数始终未变，且银股在总股本中的占比因身股的持续增加而明显降低，但由于身股制度有效激发了经营团队的主观能动性，票号的整体盈利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东家最终分得的利润从1.7万两大幅增长至34万两。这一数据有力地证明：身股制实现了票号、东家与掌柜、伙计的多方共赢。
与北方票号业务相呼应的南方钱庄，在同一时期亦处于蓬勃发展之中。同治至光绪初年，全国规模最大的钱庄字号为"阜康"，其主人为晚清著名徽商胡雪岩。胡雪岩在钱庄事业鼎盛之际涉足药业，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创立了素有"江南药王"之誉的胡庆余堂，与北方的同仁堂齐名。
胡庆余堂的辉煌同样离不开对员工的系统性激励制度。其激励体系包含三个层次：其一，创立之初即向药堂经理（掌柜）授予股权，并由经理全面负责经营管理事务；其二，对有较大贡献的员工授予"功劳股"，该制度与晋商的身股制度高度相似，持有"功劳股"的员工虽无实际控制权，但享有参与分红的权利；其三，设立了"阳俸"和"阴俸"两项保障制度。"阳俸"是对曾为药店做出贡献、因年老或疾病无法继续工作的员工，照常发放薪俸直至其去世；"阴俸"则更为激励人心，系指员工去世后，按其入店服务年限的长短，向其家属持续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费用。
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6月，国内互联网企业腾讯公司推出了一项员工福利政策——腾讯过世员工的家属可以领取该员工原有工资的半薪，持续十年。这一现代企业福利制度的设计理念，与一百余年前胡庆余堂的"阴俸"制度如出一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商业智慧的前瞻性。